一个星期前，支部群里邀请大家去看谢丽云画展。最近手头事情很多，画展也多，而且我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作者。况且我本不在意这类场合，不过是些红红绿绿的堆砌，热闹过后便忘。可当我看到后来的注解——我们致公帮扶对象，聋哑人画家！我便踱了去看了。

展厅空旷，白墙高阔，灯光是那种柔柔的暖黄。我的目光本是无目的地游荡，直到第一幅画闯入眼帘——一片迷蒙的蓝，像黎明前的天空，又像初春解冻的湖水，中间浮着几笔若有若无的白，是云，是花，是远山的雪，我竟分辨不出。可那蓝，那白，就那么静静地、坚决地把我定在原地。

一幅，又一幅。每一幅都像一扇小小的窗，推开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喧嚣，没有杂乱，只有最纯粹的色彩在呼吸。我看到金色的光从画布深处透出来，温温的，仿佛能触摸到它的暖意；我看到孩童的眼睛，黑亮亮的，盛着整个宇宙的清澈；我看到花朵的绽放，不是那种艳俗的大红大紫，而是清晨沾着露珠的初醒，羞怯又坦然。那些画越看越像一个人，安静，澄澈，干干净净地站在那儿，不言不语地朝你笑。

我渐渐挪不动步了。这些画有一种魔力，让人不敢大声喘气，仿佛声音大了，会惊碎什么。

然后开幕式的环节到了。主持人说，请画家本人致辞。

我看见她走到话筒前。

一袭黑色长裙，像夜色裁剪而成的，裙摆轻轻曳地，衬得她整个人越发清瘦。头发松松绾着，几缕碎发贴在颊边。她站在那里，仿佛不是站在展厅里，而是站在月光下的水边，离人群很远，离喧嚣更远。

我悄悄问身旁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她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可我几乎不敢相信——那张脸孔，那安静伫立的姿态，分明只有二十八岁的模样。眉眼间没有岁月磨损的痕迹，倒像是时光在她身上迷了路，绕着走开了。她让人想起古画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从纸绢上走下来，披了一身清辉，静静地立在俗世中央，却又不属于这里。她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像是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展厅安静下来，空调的低鸣声忽然显得格外刺耳。

然后她开口了。

那声音像一把生锈的剪刀在裁布，钝钝的，涩涩的，每一个字都拖着不自然的尾音，有时拉得太长，有时又突然断了。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不肯放弃任何一个音节。

"谢——谢——大——家——"

四个字，她用了足足五秒钟。展厅里有人轻轻吸了一下鼻子。

她继续说，眼睛望着台下，亮亮的，湿湿的。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一寸一寸地拔出来，带着血的温度。她说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无非是感谢家人，感谢老师，感谢来看画的人。可那些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字了。是挣扎，是倔强，是一个人对着无声的世界喊出的全部力气。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学游泳，把头埋进水里，耳朵被水堵住，四周只剩混沌的嗡嗡声。那一刻我是慌的，拼命把头抬起来，大口喘气。而她，在水里待了四十三年。

听说她一岁时因药物永远失去了听觉，从此世界对她就成了一幅静默的画。可她没有停止倾听，她学会用眼睛听，用画笔听，用色彩听。她热爱绘画，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一路画下去，竟考进了长春大学美术系，把那个无声的宇宙一点一点搬到了画布上，搬给所有能听见的人看。

最让我心颤的是最后一句。她说：

"我——想——让——你——们——听——见——我——的——画。"

她说到"听"字的时候，声音突然圆润了一点，像是这个字被她练习过一千遍、一万遍，已经磨去了所有的毛刺。

回家路上，我走过喧嚷的街道，叫卖声，喇叭声，手机里短视频的外放，人们的争吵与欢笑，一股脑儿涌进我的耳朵。我忽然觉得，上帝给我健全的体格，给我耳聪目明，也许真是多余了。我听见了太多，却从未像她那样，拼了命地想要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的声音来得太容易，于是它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那天夜里，我坐在黑暗中，试着对着一团空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谢——谢——"

声音从喉咙里滑出来，圆润、流畅、毫不费力。可我忽然觉得，这流利的声音，远不如她那个"听"字有分量。

她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幅画。一岁失聪，却从未失声；长春大学的教室记得她伏案的身影，画架前的灯光记得她凝视的目光。她穿着黑色长裙站在聚光灯下，看起来只有二十八岁，干净得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而我们这些健全的人，给了她一点颜料，她却把整片星空都画了下来，然后站在星空下面，用一把生锈的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们——谢谢。

到底是谁帮扶了谁呢？

我关了灯，窗外的月光悄悄爬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小块银白。我没有开灯，就让那一片白静静地亮着。那是她画里的颜色，我知道。

（作者：杨树华，湖南致公书画院副院长，致公党长沙市雨花区四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