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博士毕业后，我重返湘大法学院执教，并走上了学院的领导岗位。从此，我与恩师在工作和学术上的交集与交流就渐渐多了起来，偶尔还会促膝长谈。此时，恩师已年过六十，但他卓越的才干、崇高的品格，在法学界内外均已赢得广泛的认可、信赖和尊敬，并因此担任了更多极为重要的全国性学术领导职务，成为整个法学教育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而随着交集和交流的日渐深入，我对恩师的工作与生活，尤其是恩师的思想、情怀与风范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也更加深刻地感受了恩师的自信和坚韧，感受了恩师作为山东人的豪爽和大气，感受了恩师作为曾子后裔的精神气质和胸怀胸襟，更感受了恩师坚定的理想信念、浓烈的家国情怀、令人敬佩的宏大格局、沁人心脾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家的智慧。

总的来说，在我眼里，恩师始终都是冷静的、理性的，极少流露出他自己的情绪。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却是例外。一件涉及人大法学院内部的人事变动。在恩师的任内，人大法学院出现了两次重要中青年人才的流失。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本属寻常，况且那个时候，人大法学院正如日中天，国内法学英才都心向往之，在常人看来绝无人才之忧。但这两次人才流失却对恩师构成了不小的打击。我们单独长谈时，恩师心情颇为沉重地对我讲述了他为挽留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费尽的诸多心神，以及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时无法抑制的感伤。我听了之后，真是百感交集。我想，这或许是恩师内心深处的隐痛，不足以与外人道。我很感慨，在我们眼里强大如斯的恩师也有这般力不从心、落寞无奈的时候，更是感佩恩师发自肺腑的对人才的爱惜、对法学院事业的用心用情、以及居安思危的远虑。

另一件事情则是多卷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这个项目自启动之后，随着恩师思考的不断深入，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到后面那几年，恩师每年都会召集我们这些核心研究人员到北京集中研讨一两次，详细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解决之法。有一次，到了项目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会议即将结束，恩师十分庄严肃穆地对大家说: 古人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一样，这套著作完成了，我也可以死了，否则，我死不瞑目。我们顿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一种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10年初，凝结了恩师近二十年心血、篇幅达八百五十万字的十卷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大功告成，并于2011年2月正式出版。

恩师主政人大法学院长达十五年，他殚精竭虑，锐意改革，率领法学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使之长期雄居国内法学院校第一，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法学教育在国际上的代名词。作为人大法学院的院友，我们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2000年12月参加院庆五十周年大典。那一天，近八十台大巴车，浩浩荡荡，一路绿灯，驶向人民大会堂，那种场景，让每一个院友的自豪感臻于巅峰，心中的荣光无以复加。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大学要将校庆办进人民大会堂都极其困难，人大法学院何以能够？这就是恩师远超常人的高明之处，因为院庆典礼之前还有一块大招牌，那就是“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正是因为这个大招牌，不仅我们的院庆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世界五大洲132所著名大学法学院的院（校）长与四千余名全国各大法学院校的代表、人大法学院的师生和院友欢聚一堂、共襄盛举。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用了近五分钟时间来做专题报道。如此大的手笔，让整个法学界叹为观止。此次活动，后来被学界誉为中国法学国际化的真正开端。

亲历了如此辉煌的时刻，我们才明白，恩师此前数年，不断地四处奔波，多方筹划，费尽心力，先后主办“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中欧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以及“中国法暑期班”“中法欧洲法培训项目”等等一系列开创性、机制化的法学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其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再想到恩师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追求、主政人大法学院十五年的鞠躬尽瘁、作为中国法学教育领军人物的开拓进取，我更加深切地领略到恩师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锐气、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以及统筹局部与全局、兼顾当下与长远的智慧。后来，我们这些弟子时常感慨，恩师这种宏阔的国际视野、深远的战略眼光、以及超强的谋划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不仅法学界无人能及，即便是整个中国教育界，只怕也极为罕见。

2005年5月，年届七十的恩师卸下了法学院院长职务。卸任后，有记者采访，询问恩师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和心态来做院长的? 恩师回答说: 主要是基于对两种责任感的思考和激励。一是人生的责任感, 一是社会的责任感。我认为,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信仰和追求，更不能没有责任感。我的人生责任感就是力所能及做好我人生历程中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我欣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富兰克林的一句话: “在生命的每一个岗位上履行人生的责任”。另一方面，工作岗位的经历和起伏，促使我不断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与法制状况和法学教育的相互关系；而作为一个民族感情强烈的爱国者，在对外交流中更加感受到自身社会责任的重大。总之，人生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支撑着我同全院师生一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振兴人大法学院、振兴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历史使命。

在那次并不算长的采访中，恩师还着重谈到了自己对人大法学院永远不能割舍的情怀，谈到了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有“谋事”和“做事”的心态，要动脑筋、花心思去悉心谋划，要全力以赴做好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工作，要审时度势、大胆决策、详细规划、精心组织；还谈到了人大法学院的成功，关键在于全院师生共同的事业感和集体荣誉感，以及一往无前的共同意志和团结向上的奋斗精神。后来，在恩师去世十周年时，在人民大学出版的纪念文集里，恩师生前的诸多同事、同行和好友，都不约而同地回忆，恩师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恩师的学识、品格，堪称我国学界之典范、后学之表率。

人的一生，在成长过程中总会获得诸多长辈、老师、领导和亲友的教导、指点与提携、相助，我亦同样如此，但其中，影响我最深最远的，莫过于父母和恩师。恩师是杰出的学者、卓越的教育家，他以自己的深厚学养、远见卓识和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以及极具感召力和标杆性的率先垂范，让年轻的我懂得了许多成就事业的根本法则，比如，要刻苦磨炼职场立足的核心技能，要把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时代需求融为一体，要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要有强烈的责任担当，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要有超越个人利益的胸襟，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一直努力的目标。

从我进大学初见恩师开始，几十年间，恩师的身体一向极好，除了牙痛的痼疾之外，几乎从不生病。弟子们一直以为，“长命百岁”对于身体如此健硕的恩师是绝不在话下的，更何况，如今各方面条件都好了，百岁并非难以企及的奢望。不想2009年冬，恩师居然病倒，而且一病不起，更未想竟然年仅七十五岁就溘然长逝。恩师病重期间，我与师母谈及于此，方才得知，恩师此前已经连续九年不曾体检了。每到体检之日，恩师总说自己身体好，总说等着处理的事情太多，总说下次再说，便一直拖了下来。每当念及此事，我们都唏嘘不已。自那以后，我不但自己格外地重视体检，还总是劝人每年都要体检，尤其是那些身体看似十分健康的朋友，因为，平日里的身体健硕恰恰最容易掩盖重症的早期预兆。倘若恩师健在，今年也才不过九十。

博士毕业后的十余年里，我有一个习惯，每年至少回人大一次，去感受曾经踏满自己足迹的美丽校园，更是去看望始终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恩师。此时，恩师于我，已如父亲一般。我每次前去，总要带点湖南的土特产，以表心意。但我是个极不善人际往来的家伙，时间一长，就不知道该送什么了。有次到了北京，实在想不出该送点啥，便打电话给恩师，诉说自己的苦恼。恩师爽朗一笑，说要你送啥，你赶紧过来吧。我执意不肯，恩师很无奈，只好笑着说: 那你去商场给我买一两茶叶吧。我顿时如释重负。恩师去世之后，每念及这些相处中的细节，我不禁会心一笑，又不禁泪湿眼眶。

在那十几年里，我明显地察觉到，在我的情感世界中，人大校园成为了我的另一个故乡，如同沅江的老家一样。父母在，老家是每年都要回的；恩师在，母校也是每年都要去的。如今，父母不在了，恩师也不在了。 

 (作者：胡旭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会主委)